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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革命奋斗，我们党慢慢养成了三大好习惯：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跟群众紧密打成一片、还有自我反思和互相提意见。这三个习惯，就是咱们党跟其他政党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让党的政策能好好执行的关键，更是我们党得到老百姓喜欢、支持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一直当着党和国家的大领导，他心里那个最初的信念一直没变，特别看重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用到咱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上，他觉得老百姓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他就像一直在给自己革命那样，为了给党和人民做事，不停地努力。周恩来是我们党的优秀代表，他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做了个好榜样，带头做好党的三大好习惯，给全党都立了个闪亮的标杆。

一、学习得和实践搭个伴儿，这样才能让修养更到位。

经过长时间的革命斗争，周恩来深深体会到，把学到的知识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有多关键。他多次提醒大家，得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情况对上号，一方面得钻研理论知识，让自己心里有底，另一方面呢，做事的时候得脚踏实地，尊重科学，按照事物的本来规律去思考和行动。

（一）要想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好，关键是要下真功夫加强理论学习。

1950年4月，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学习聊天会上说：“咱们学理论，关键是要能用到实际中去，解决碰到的问题。得小心，别学成死板的教条，也别光靠老经验。”他觉得，最好的法子就是把“理论和实际情况对上号”，“对啥实际呢？最好是对自己的工作实际。”到了6月，他在全国高等教育的大会上又说：“理论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又能反过来指导实践。咱们不能把理论当死规矩，要是不看实际情况，硬套理论，那肯定得栽跟头。反过来，干实际工作也得有理论指路，不然就像瞎头苍蝇一样乱撞。”他再三说，咱们“既不能犯死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毛病，也不能掉进没理论瞎摸索的经验主义坑里”，这样做事才能更顺当，少挨批评。到了1951年11月，在青年团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又说：“学习得跟生活、革命实践绑一块”，在学习过程中得不断提升自己。到了60年代，党带着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路挺难走。周恩来看着咱们国家的形势和环境，琢磨怎么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用到实践中去。他说，虽然现在咱们这边“东风强过西风”，但“西风还会再吹回来”，“西方那边老在反咱们”。不过，“反对咱们的始终是少数人，这是暂时的，总会过去的”。作为“永远革命的人”，思想上得“不断改造、长期改造”，得彻底扔掉资产阶级那一套，提升自己，“学习和实践得结合，这样才能全面进步”。

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思想是“通过伟大实践得出的宝贵智慧”。我们在学习和思想进步时，得拿毛泽东思想当标准，因为它是咱们全中国人民的指路明灯。他着重讲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结合到一起”，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把理论和实际融合起来。1949年5月7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呼吁全国的青年都向毛泽东学习。他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放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去应用。”那么，咋样才能正确学习和用好毛泽东思想呢？周恩来提到，说学习毛泽东不光是个口号，里面的内容可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是咱革命的指南针，但光有这个指南针还不够，还得靠自己的革命实践”，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就要学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思想“不是光嘴上说真理，而是要让真理和实际结合，让它变得实用。这样才能有咱们今天的胜利”。周恩来还进一步要求，青年人学毛泽东思想，不光得明白它的方向、原则、真理，还得研究具体的政策、策略，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二）得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真正用到平时工作的每个角落。

周恩来特别看重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且真的把这种做法用到了日常工作的每个角落。不管是处理知识分子的事儿，还是搞农业生产、领导科学研究，甚至是做外交工作，他都一再提醒大家，理论和实际得一块来，不能分开。

新中国一建立，党就非常看重团结、培养和引导知识分子。1951年1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结束时说，知识分子得自己主动改造思想，这就像是场学习运动，“一方面得加强理论学习，另一方面也得通过生活体验和革命实践来提升”。到了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了主题报告，不光说了说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还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指了方向。他说，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了国家干部，给社会主义出力，算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了”。他还说，知识分子改造有三种途径：“一种是观察社会、参与实践；一种是通过自己的专业实践；还有一种是学习理论知识。这三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说到具体做法，他提议，“得看重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和成果，鼓励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多讨论，还得让他们有机会试验和推广自己的新想法和新发明”，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能在工作中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了。

周恩来特别注重把理论用到实际的农业生产指导中去。1965年2月份，他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还有九省一市的农业生产、农业科学实验、安置工作等好几个大会上，给大伙儿讲了讲国内外的形势。说到怎么搞好农业生产时，他强调得把“理论和实际对上号，农业科学研究和田里的实际操作对上号，科学家得和咱们党的领导、老农民、广大的农民朋友们一起合作”。他还说，得从实际操作中总结点经验，让生产更加科学。周恩来还建议科学家们多看看毛泽东的那“四本书”（《矛盾论》《实践论》还有那两本讲人民内部矛盾和人的思想来源的书）。他说，“看书的时候得带着问题去，把农业科学的研究和田里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实践的路子嘛，有很多很多种，咱们不能硬套一个模式”。

说到科研这块儿，周恩来也特别看重理论跟实践的结合。1954年1月，他在政务院第204次会议上讲，关键还是方向得对，就是得把理论和实际、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做科研，光学理论不行，得动手实践，这样才能搞出点新花样、新发现，水平才能上去。还有啊，想提升理论水平，基础科学这块儿也得打牢。光想着实践，基础科学没学好，那也是不行的。总而言之，得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好，实践得靠理论来指导。结合科学院的工作情况，他对科研工作又提出了新要求：技术得学，理论也得懂，有理论基础的，更得去实践。比如说搞农业的，一辈子没去过农村，那肯定不对劲。到了1956年1月，周恩来又强调了，想系统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做理论研究的时候，绝对不能脱离实际，那种不接地气的“理论研究”，咱们得坚决反对。再到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得把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处理好，他还鼓励上海的科技界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好好干，做出点成绩来。

周恩来特别看重把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方法，认为这是共产党能取得好成绩的关键。他常常在跟外国朋友聊天，还有处理外交事务时，跟友好国家的头头脑脑和代表们聊起咱们党的这套经验。1957年1月份，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就说：“我们共产党一直跟干部们强调，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跟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上号，还得时刻提个醒，尽量少犯错，犯过的错就别再犯了。”到了1958年3月，接待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他又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得跟本国的实际情况对上号”的事儿。再到1964年10月，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聊起中国革命的历史，他说：“咱们革命的经验，就是得从老百姓那儿找方法，再回到老百姓中去实践，从干实事里提炼理论，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提升大家的思想。”周恩来一直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理念用到工作的每个角落，让党的这个优良传统在党和国家的各种事务中都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三）把实际和理论结合起来的风格，主要就是体现在踏踏实实做事上我们要明白，真正的风格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得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去。就像我们说的，得把理论和实践给结合起来。那怎么个结合法呢？说白了，就是要求真务实。别光想着理论有多高深，得看看它在现实中能不能用得上。我们得把理论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同样，实践也不是瞎忙活，得有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导。所以说，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做事得实实在在，别光想着走捷径或者投机取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做出成绩来。这种风格，就是求真务实的风格，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风格。

周恩来很看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跟咱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擅长总结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也擅长发现和提炼人民群众的新点子。他还善于从咱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好东西里吸取智慧，进行实实在在的理论思考，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透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以及党的建设这些方面，他都有不少理论上的贡献。周恩来一直讲究实实在在做事，不空想，不追求虚名，也不被书本和条文框住。他把理论用到实际工作中，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坚持“说实话，使真劲，干实事，见实效”的原则，真正做到脚踏实地。

周恩来做事讲究实实在在，这在他反对急躁和冒进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56年刚开始那会儿，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的一次全体大会上，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里头有点急躁的迹象，就赶紧提醒大家得稳重点儿。他说：“咱们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得保持，但那些不切实际、没根据的事儿，别乱提，别乱赶进度，不然会出大乱子的。”他还要求各部门做计划时得从实际出发，“领导们要是头脑发热了，不妨用冷水冲冲，清醒清醒”。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推广新型农具双轮双铧犁，周恩来听说这农具在南方用着不太顺手，立马就说：“既然不适用，那就别硬推嘛，更不能强行卖给农民。”他还让生产双轮双铧犁的省份，要是能减少生产量的话，就再商量商量减点儿。到了同年的4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商量要不要增加2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么一加预算，物资供应就得紧张，城市人口也得涨，一连串的麻烦事儿都会跟着来，所以他极力反对。会开完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作为总理，从心底里不能接受这个决定。”周恩来就是这么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到处跑，深入调研，摸清真实情况，再细心地制定生产计划。在反对急躁和冒进这件事儿上，他可是下了大力气的。

再给你说个事儿。关于怎么治理长江，这事儿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就被提上日程了。党中央琢磨着要建三峡大坝。琢磨了好几年，大家伙儿对这事儿意见还是不统一，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自去长江边上看看。实地考察了一圈儿，他对长江流域的规划有了个更全面的了解。到了1958年3月，在成都开的会上，周恩来总理做了个报告，讲的是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的规划，提出了个方针，就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大家各管一摊，再一步步来”，重点还是三峡。4月15号，中央政治局点头同意了由周恩来总理主导弄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不过，有人挑刺儿说，成都会议通过的文件都是催着往前赶的，就这一个文件是往后退的。可周恩来总理不管那些，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出正确的决定，没让三峡工程急着就开工。

二、咱们得时刻跟老百姓在一起，别脱离了群众。

周恩来是大家公认的，一门心思扑在为人民服务上的好榜样。他在自己的“修身准则”里头，明确说了要“永远跟群众站一块儿，从群众那儿学东西”。新中国一建立，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心里装着老百姓，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觉得人民的利益最大。他对群众的感情深得很，群众的急事难事，就是他心头的大事。他特别看不惯官僚主义那一套，大力提倡跟群众紧密团结的好传统，始终跟群众心连心，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奋斗，群众的喜怒哀乐，他都感同身受，一起前进。

（一）时刻记得初心，别忘了人民群众就是党最坚实的后盾。

周恩来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着想，勤奋工作的好榜样，心里一直记着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周恩来深情地讲：“要是没有广大老百姓豁出命来支持，咱们根本别想取得这么大、这么快、这么彻底的胜利。”他提醒全党的同志，“到了平原别忘了山区的苦，进了城也别忘了乡下的根。要是忘了，那就是忘了咱的根基”，这个根基啊，就是咱老百姓。他直接了当地说：“离开了老百姓，共产党还能有啥能耐？这天下终归是老百姓的！你干得好，老百姓就支持你，干得不好，老百姓就不买账。”1957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的一次大会上，他又说：“咱们都是从老百姓堆里走出来的，以前的胜利都是靠老百姓帮忙才拿到的，可不能忘了本。”1964年10月，在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演员座谈会上，他谈到党要紧密联系群众时说：“一个党，要是不跟老百姓心连心，那这个党就没活力了，没了革命的力量源，光靠个人英雄主义，那可不行，必须得跟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只有在老百姓心里扎下根的党，那才是真正有领导力的党。”不管是革命打仗那会儿，还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周恩来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为人民服务，还不断从老百姓身上找力量。

（二）要紧跟群众步伐，严厉打击不贴近群众的官僚作风。

周恩来是群众路线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那会儿，周恩来就提出，得改进政府工作，特别要求中央机关的头头们得深入群众，每年至少花4个月时间到基层去，了解实际情况，跟老百姓拉近距离。到了1966年1月，在听第五次全国棉花会议的汇报时，他又着重说了：“革命能胜利，靠的就是群众路线，建设国家也得这么走。”周恩来还提出，想跟群众关系铁，调查研究是关键，“得真心实意地跟群众打交道，才能做好调查”。他还说，做调查得记住毛主席的三条规矩：“从群众里找方法，再回到群众中去；把好主意集中起来，坚持做下去；发现真理就坚持，错了就改。……好主意都是从群众那儿来的，但领导们还得再加工一下，然后拿到群众中去试试，根据反馈再改进。要是离了咱们的老百姓，党就站不住脚了。”

周恩来严词批判那种疏远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心里有数，“官僚主义，这可是领导层常犯的政治顽疾”，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他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自视甚高、对群众摆架子、说大话的人。他直接点明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发号施令太多，深入群众太少。”“想想战争那会儿，咱们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天天打交道，亲如一家。现在可倒好”，“多了些虚头巴脑的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近了，不是平等相待，而是有了距离”。“为啥会有这隔阂呢？我猜是因为国家大了，‘官'位高了，跟以前根据地的情况大不一样了。”他严厉批评道，对民众的需求不闻不问，“对那些急需又能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不愿解决，这就是官僚主义”。“现在这种情况，必须得改，下狠心改。”

1956年9月份，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建议，他这样说道：“咱们干工作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都是因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导致的。”到了1963年5月，他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负责人大会上，专门讲了讲官僚主义这事儿，数了数官僚主义有20种坏样子和它们带来的坏处，其中头一个就是“不贴近领导，也不贴近群众的官僚主义”。周恩来很认真地提醒大家：“有些人觉得自己地位高，啥都不知道，也不去了解下面的情况，不做调查，不制定具体政策，也不做思想工作，跟群众和实际都脱节了，这样瞎指挥，肯定会害国害民。”所以，他要求从中央到省、地、县、区的领导们，“心里得有数，得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得跟官僚主义对着干，时刻反对官僚主义”。

（三）要始终心里装着老百姓，把和群众打成一片做到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里，勤奋做事，为民造福。

周恩来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大管家”，为了老百姓的事情，他费尽了心思，付出了全部精力，真的是全心全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总是找各种机会，往基层跑，跟老百姓打交道，去做调研，听听大家怎么说，了解大家的难处。比如1961年5月，他就跑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走访了好几十户贫困农民家里；1962年6月，他又到大庆油田去看看，跟工人们聊聊天，问问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1965年7月，他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跟知青们好好聊了聊，鼓励他们要吃苦耐劳，勇往直前；还有1966年3月，邢台地震后，他不顾余震的危险，三次跑到灾区去，看望受灾的群众，指导大家怎么救灾。

周恩来总理肩挑国家重担，为了让老百姓过得更好，他总是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邓小平讲过：“周总理这辈子，勤勤恳恳，吃苦耐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超过十六个小时，从来都是这样。”1951年5月底到7月初那会儿，周恩来因为太累了，身体出了状况。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和政治局的安排，他去大连休息了一段时间。在大连，他也没闲着，跑去军校、工厂、港口看了看，还跟老百姓聊聊天，给他们指导指导，另外还去医院探望了志愿军伤员。到了1972年，周恩来已经74岁了，还得了癌症，但他干的工作量，比一个健康人都多。1974年6月，他病得挺重，住进了医院，结果医院病房又成了他办公的地方。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里，他找人聊过220多次天，最长的一次聊了4小时20分钟；还见了65次外宾，每次大概一小时；开了32次会，最长的一次会议开了3小时45分钟。他还有外出、看文件、批报告这些工作，具体花了多少时间，都数不清了。周恩来总理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国家和人民，毫无保留。

三、“得时常自我检查，多跟同事们聊聊心得，常给自己‘洗洗脑'”

周恩来一直推崇并践行勤于自我反思、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他提升自我、实现自我革新的关键方法。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特别看重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思想工具，把它深深植根于党内活动和日常工作中。他说过，“得常回头看看，多跟同志们聊聊心得，时不时给自己‘去去尘'”，要真心实意、深挖问题本质。他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传统。

（一）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关键手段用到位

周恩来曾说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那可是咱们中国共产党能成功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法宝。”得把这个法宝用好了，用到位了。等到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又从新的历史使命的角度，强调了全党得好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事儿有多重要。他说道：“如今咱们有了人民的政权，共产党也站上了领导的位置，面前还有新的历史使命等着咱们去完成，那就是建设好新中国。胜利之后，咱们共产党为啥还要再提批评和自我批评呢？就是为了让胜利的党，站在领导位置的党，千万别骄傲，千万别自满，这事儿太重要了。”

周恩来提倡大家，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融入到党和每个党员的日常行动与组织生活里头。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了，周恩来在会上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咱们得在全党推行。”他着重讲了，作为党员，批评和自我批评得有胆量、得真心实意，态度得正。“咱们共产党人，得敢面对真实情况，敢正视错误。有错不怕说出来，得勇于认，还得改。”“犯了错，别把它当成负担，得甩掉。光甩掉还不行，还得公开说，自我批评。这样既能让自己长记性，还能让别人吸取教训，少走弯路。”他还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得付诸行动，认了错就得立马改。“光认错不改，那等于白说。党和政府犯了错，都得改。改，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在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提倡和带领下，全党都形成了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风气。

（二）领导得打头阵，多做自我反省，也勇于指出别人的不足。

周恩来觉得，当领导的得时常瞅瞅自己有哪儿做得不好。“要改错，领导得打头阵，先自个儿检讨，多担点责，问题往往出在上头”，“领导得有点儿自我检讨的劲儿，别光指着下边人挑毛病”，“批评自己，也让人批评，重点就是别让骄傲和自满占了上风。这对咱们党，特别是当了家、做了主的党，还有领导干部，更得提个醒”。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发言说：“高级领导之间，得多交流，多检讨，这样才能让咱们党更团结。”到了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福建小组会上，周恩来检讨经济工作指导上的问题时说：“咱检讨得讲原则：成绩得认，前途一片大好；真理得守，错了就得改。都得为了工作好，为了事业往前奔。”检讨就得批评加自我批评。他让领导干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对自己得狠点儿，对别人得宽容点儿，‘律己要严，待人要宽'”，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从咱们这些当领导的开始，得让人说话，让人提不同意见”。他还说，批评得“从想团结的角度出发，经过适当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再团结起来。批评时也得看场合，别激动，得摆事实，讲道理”。周恩来觉得，工作上的毛病和错儿，领导得带头改，不光得自个儿先检讨，还得帮着别人改错。

（三）对自己得狠点儿，自己先做好榜样，到了紧要关头，要勇于站出来担责任，顾全整体利益。

周恩来用实际行动给大家上了一课，讲明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平时干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先找自己的问题，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给大伙儿树榜样。1960年3月份，周恩来从南边出差回来，一看身边的工作人员趁他不在北京，把西花厅给修了修，他当晚就不肯住进去，非得让人把屋里东西都换回原来的老样子，他才肯回去住。他说：“我一直说要勤俭节约，结果自己没做到。”他还跟工作人员讲：“我作为总理，带个好头能影响很多人，带个坏头也一样能影响很多人。”到了1961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跟文艺工作者聊天，有人建议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周恩来笑着说：“我要写书啊，就写我这一辈子犯的错误。不过这可不是卢梭那个《忏悔录》，而是想让活着的人都能从以前的错误里学到点东西。”

周恩来总是着眼大局，一心想着维护党的团结，他主动扛起重任，从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功劳。碰到重要时刻和难题，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担责，第一个反思自己，这体现了他身为伟人的高尚品质和无私精神。1962年1月那次“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直接认了工作中出的问题，他真诚地检讨自己，这样做让中央和地方都松了口气。他还给全党树了个榜样，带着大家一块儿反思，从中学习，最后让全党上下前所未有地团结了起来。

党的三大优良传统，是咱们党带领全国老百姓历经多年打拼攒下的精神财富。周恩来用自己的行动和教导，给传承这三大传统立了个好榜样。在咱们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路上，每个人都该向周恩来学习，时刻不忘为啥出发，实实在在干好党交代的事儿，紧紧跟老百姓站在一起，把党的好传统传下去，让红色基因不断档，为实现咱们国家伟大的复兴梦，一直加油干。